作品简介《深虑论》是明代方孝孺创作的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作品原文
深虑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1；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2。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3与？盖虑之所能及4者，人事5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6者，天道7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8。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9而为郡县10。方以为兵革11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12，而不知汉帝13起陇亩14之中，而卒15亡秦之社稷16。汉惩17秦之孤立，于是大建18庶孽19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20，而七国21萌篡弑22之谋。武、宣23以后，稍24削析25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26卒移汉祚27。光武28之惩哀、平29，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30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31。宋太祖32见五代33方镇34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35，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36皆有出人之智37、盖世之才38，其于治乱存亡之几39，思之详而备之审40矣。虑切41于此而祸兴42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43。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44于活人45，而拙46于谋子47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48，非法术49之所能制50，不敢肆51其私谋诡计52，而唯积至诚53，用大德54以结乎天心，使天眷55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56而不忍释57。故其子孙，虽有至愚58不肖59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60亡之61。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62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63笼络64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65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词句注释
1、“虑天下者”二句：图：考虑。忽：忽视。此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困难的事能认真考虑，而对自己觉得容易的事就疏忽了。
2、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备：防备。遗：遗忘。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可怕的事有所防备，而对自己觉得无疑之事就忽视了。
3、未周：不周全，不全面。
4、及：至，达到。
5、人事：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事。
6、不及：达不到。
7、天道：上天的意旨。
8、一天下：统一天下。一，动词，统一。
9、封建：封邦建国。即古代帝王把爵位或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其领地里建立邦国。
10、郡县：即郡县制，把国家分为郡和县，由中央朝廷统一掌管。
11、兵革：代指武器恺甲。这一句意为战争再不会发生。
12、世守：一代传一代，永远拥有。
13、汉帝：指汉高祖刘邦。
14、陇亩：草野。
15、卒：终于，最终。
16、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亦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
17、惩：以前失为鉴戒。
18、建：犹设置。
19、庶孽：妃妾所生之子。
20、相继而无变：互相帮助而不会发生变故。
21、七国：指汉景帝时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45年同时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22、篡弑：狱君而夺其帝位。
23、武、宣：指汉武帝、汉宣帝。
24、稍：逐渐。
25、削析：划分，此处指削减。
26、王莽（公元前45—公元28年）：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后毒死平帝，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
27、汉柞：汉朝的帝位。
28、光武：即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29、哀、平：即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
30、所由亡：所灭亡的原因。
31、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据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密问太史令李淳风：据传说有个女主武氏，代唐有天下之事，这是真的吗？李淳风回答说，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其兆己成。唐太宗要把怀疑对象全杀掉，但是被李淳风劝止。其实武则天就在身边，唐太宗却没有察觉。
32、宋太祖：即赵匡胤（927—976年），宋王朝的建立者，960—976年在位。
33、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34、方镇：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
35、尽释其兵权：宋太祖两次宴请掌有兵权的重臣，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后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
36、此其人：这里所列举的人。
37、出人之智：超出常人的智慧。
38、盖世之才：形容才能居当代之首。
39、几：事物变化的前兆、迹象。
40、审：周全细致。
41、切：贴近、切近。
42、兴：产生。
43、“盖智可以谋人”二句：人的智慧只能为人事而谋虑，却不能为天意去谋虑。
44、工：擅长、善于。
45、活人：救活他人。
46、拙：“工”的反义词。
47、谋子：为自己子女考虑。
48、周：遍及。
49、法术：此处指策略、方法。
50、制：控制。
51、肆：不顾一切地施行。
52、私谋诡计：同“阴谋诡计”。私，暗中，不公开。
53、至诚：极诚挚的心意。
54、大德：高尚的品德。
55、眷：顾念，垂爱。
56、赤子：婴儿。
57、释：犹丢下、放下。
58、至愚：极端愚笨。
59、不肖：不成材。
60、遽：立即、马上。
61、亡之：使之灭亡。
62、苟：假如。
63、区区之智：此谓很浅薄的智慧。
64、笼络：犹控制。
65、理：此谓世间的道理。
原文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白话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
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创作背景
《深虑论》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写于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和前朝许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统治权的问题。他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旅，带来了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朱元璋为了加强朱氏势力面把军事大权交付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潜伏着战祸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了《深虑论》这篇向当政者提出警策劝谏的文章。
作品赏析
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简介
方孝儒（1357—1402年），方克勤之子，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时人称“缑城先生”。又因在蜀任教时，蜀献王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幼时好学；长大后，师从宋濂，常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学教授，蜀王聘为世子老师。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主持编纂《太祖实录》、《类要》。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多次为建文帝谋划对策。后朱棣引兵攻入京师，授笔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从，将笔掷在地上，边哭边骂，于是被杀，共灭十族，死者八百七十余人。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道明而辞达”，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著有《逊志斋集》。